从2010年央行首次颁发《支付业务许可证》算起，第三方支付行业已经走过10个年头。

随着支付线上化和移动化趋势日益显著，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崛起，让曾经封闭狭长的行业逐渐被普罗大众所知，第三方支付渐成“热词”，分羹者云集、牌照价格水涨船高，风险也开始频发。

自2017年全国两会起，有关第三方支付领域的提案建议开始较密集地出现，这一行业话题逐步成为金融领域的关注重点。以全国两会为观察窗口，可窥得第三方支付粗放生长、乱象渐生、合规归位，再到寻找创新突破口的演变进程。

阻击备付金风险

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谈到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时点评犀利一针见血，引发关注。他表示，科技的发展会对未来的支付行业带来巨大改变和进步，也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影响。因此，既要发展也要防范风险。有些机构并不是想用新的网络科技的手段搞好支付行业，而是盯着备付金。

事实上，化解备付金风险即是2016年10月国务院联合多部委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到的支付行业诸多风险乱象之一。在上述方案中，包括资金结算二清、挪用备付金、备付金“吃利差”、机构直连变相清算、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等问题成为监管关注重点。

在支付行业正式颁布牌照的几年后，200余家机构先后获得牌照，扎堆挤入行业，粗放的发展模式在带来扭曲竞争的同时，亦爆发多起风险事件。2015年8月，浙江易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挪用客户备付金，成为首家被注销牌照的支付机构。

在2017年两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即谈到，此前非银行业支付机构产业累积了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市场参与者众多，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行业过度竞争；二是机构内部内控薄弱，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比如个人隐私保护不够。“甚至有些信息在网上公开贩卖，客户备付金被挪用的情况一度也很严重，有些支付机构把客户的备付金用来炒房、炒股票，甚至用于个人赌博，最终导致损失。”范一飞举例说。

上述密集表态的结论，最终在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以一纸文件形式落地——《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调整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的通知》，文件规定了银行卡收单业务、网络支付业务、预付卡发行与受理业务备付金交存的比例和时间节点。2018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知》发布，要求自2018年7月9日起，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到2019年1月14日实现100%集中交存。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入通常来自三方面：支付手续费、银行备付金利息收入、增值服务。2018年之前，第三方支付主要收入来自于支付手续费和备付金利息收入，其中后者占比接近20%。2019年实行备付金全额存缴后，行业收入主要来自支付手续费。

备付金集中存管，是第三方支付监管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其通过从资金源头上进行约束，让支付机构的业务发展回归服务本身。

“反洗钱”成为新重点

事实上，备付金问题并不是支付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唯一风险。在整肃资金“二清”、备付金集中缴存、“断直连”等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动作后，监管重心亦在随行业发展而变化。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建议，全面开展《反洗钱法》修订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金融稳定。

上述建议亦是回应了自2018年底以来支付行业发展面临的最新风险挑战。

业内共识在于，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相对欧美、日本等国家，我国支付结算领域系列监管法规多为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法律立法层级较低，惩处手段和震慑力不足，影响监管效能。在2019年两会上，王景武即建议提升支付结算法规层次，补足支付结算法规体系短板。加快推进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立法，研究制定支付结算法。

从外部环境来看，2019年初，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中国第四轮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评估认为，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具备良好基础，同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这也促使国内反洗钱监管进入高压期。

根据央行今年5月反洗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央行系统共开展了658项反洗钱专项执法检查和1086项含反洗钱内容的综合执法检查，处罚违规机构525家，罚款2.02亿元，处罚个人838人，罚款1341万元，罚款合计2.15亿元，同比增长13.7%。

记者梳理发现，受到反洗钱处罚的金融机构多触犯了《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从机构违规具体内容看，“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为违规类型之首。

有风控从业者告诉记者，与通过现金的走私、投资、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洗钱相比，近年来通过复杂金融交易比如银行转账、投保、证券交易、跨境支付等掩盖非法资金来源，使其进入金融体系的趋势更加明显。

上述央行电视电话会议亦透露，《反洗钱法》修改工作已正式启动，反洗钱工作纳入国务院金融委议事日程，“反洗钱”会成为金融机构贯穿全年和常态化的风控重点。

产业互联网“敲门”条码互通酝酿

如果说备付金集中存缴是从资金来源上对支付机构定位进行约束，那么对“反洗钱”和支付违规业务的打击升级，则是对支付机构在具体的业务方向、风控标准上提出了全新要求。记者注意到，去年以来支付机构的千万级罚单，均是触及了大额可疑交易、为境外赌博网站等充当通道。

2019年3月，银发〔2019〕85号文要求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一批高风险高利润业务类型开始遭遇严查，铤而走险者则面临着严厉惩处。

总而言之，曾经的“躺赚”模式结束了。

对于第三方支付行业的众多中小机构，一方面要面临高风险业务的偃旗息鼓，一方面也要面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双巨头格局固化的现实，生存艰难叠加严监管常态化，合规前提下新的创新方向在哪里？

北京一家支付公司高管告诉记者，随着大环境变化，增长红利消退，竞争转向产业链及上下游服务的深入点，这可能是留给支付机构最后的机会。

这也与监管所鼓励的，让支付行业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方向一致。

记者注意到，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产业互联网”已经成为热词之一。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今年的两会建议中提出：后疫情时期，应该将产业互联网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大潮中来谋划。建议通过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云计算等新基建、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建设、推进开源协同创新生态、加大产业安全投入等加快推进产业互联网建设。

此外，另一项可能会改变整个支付行业格局和中小支付机构生存现状的“大计”，亦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提案称：统一国内条码支付标准，实现有效监管。

由于涉及到敏感的市场份额，长时间以来，银联、银行和支付宝、微信支付之间的标准一直未被打通。为了聚合上述不同标准二维码，聚合支付服务商崛起，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滋生了“二清”等风险隐患。同时，割裂的条码支付市场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角度，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而这将撼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割据九成以上移动支付市场的现状。

据记者了解，目前银联和网联已经在多个城市完成涉及多家机构的“条码互联互通”试点业务。但针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之间如何实现“打通”，目前尚未有突破性进展。此前有接近监管人士向记者坦言，推动此项工作难度并不比“断直连”小，是长期任务。